前面几篇关于车桥战役的专题文章中，我们对该战役的组织指挥、战略意义以及对抗日战争的深远影响等方面做了简要分析。毫无疑问，车桥战役不仅打得极为迅速且成功，且其影响力广泛，震动了各方。然而，这场战斗虽然成果显著，仍然存在一些令人遗憾的地方。比如，虽然此次战役成功生俘了24名日军，创造了抗战以来生俘日军的纪录，但从战后的总结来看，若处理得当，本可生俘更多日军，至少可以翻两番。此外，若能够更好地打扫战场，也有可能缴获更多的武器装备及其他战略物资。导致这些遗憾的原因，分析起来其实并不复杂，主要是战后打扫战场的工作做得不够细致、充分，所遗留的不足无疑影响了战果的最大化。至少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的“不应出现”：
第一点，缺乏专人专管，这一点不应该出现。
或许是由于以往多次执行游击战的经验，或者由于此前参与的战斗规模相对较小，战后缴获战利品较少，使得我在战后打扫战场和处理战利品方面的重视程度不高，导致了对这一问题的忽视，原因上是有客观因素的。事实上，车桥战役的筹备阶段，曾专门安排了人员来负责战后物资的收集与处理，然而，遗憾的是，这一安排并未得到有效落实。战斗开始后，任务繁重，新四军指挥机关的人员也相对有限，负责这一项工作的同志因此被分配去处理其他紧急事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战后打扫工作就显得十分松散，尤其是对大量缴获的战利品，处理显得缺乏系统性。许多枪支没有得到及时的清理与保存，一些重要文件也未能得到妥善处理，甚至直接被随意丢弃。所有这些都显示出，缺乏专门负责这一任务的人员和管理制度，最终导致了大量战利品未能被充分利用。
展开剩余64%第二点，缺乏打扫重点，这一点同样不应该出现。
无论做什么事，都必须有明确的重点，打扫战场也不例外。为了更清晰地理解这一点，我们不妨简要列举一下车桥战役战后缴获的清单，除了武器装备外，还包括了其他各种物资：
“照相机2架，底片6盒，油印机1副，脚踏车两辆，手表12只，瞄准镜1副，望远镜3副，弹盒16个，指北针1个，皮鞋29双，军毯30条，水壶5只，风镜10副，药品1部，国币12000元，伪币1000元，银币12元，香烟106条，鸦片一大块，粮食1部，文件1卷，毛巾10打，银器1部，骡马16匹及其他军用品。”
这份清单可谓非常详尽，甚至连一些琐碎物品也一一列举出来。虽然没有任何物品的列出是不重要的，但我们不得不反思，是否在战场打扫时还有更重要的物品被疏忽或遗忘了。比如，生俘日军显然应该成为打扫战场的首要任务之一。然而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。廖政国团长在总结时提到，战斗结束时，他们捕获了几十名日军，但由于大家都认为这只是“常规战果”，并没有特别重视，甚至连一些重伤员也未加捕捉。如果当时能够更加注重抓捕生俘，尤其是那些伤号，车桥战役的生俘数量至少可以翻倍，这样的震撼效果无疑会更为强大。此外，战后的战场清理中，部分“伪工作人员、情报机关、特务人员、要犯”也未被有效捕获，这一疏漏，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遗憾。
第三点，缺乏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，这同样是不应有的。
打扫战场是一个极其细致且充满耐心的工作，任何一点疏忽都可能导致重要战利品的流失。战士们在看到缴获的重型武器后，往往会产生一种“任务完成”的心理，认为自己已经做得足够好，从而忽视了战场上可能隐藏的一些战利品。尤其是在一些复杂的战场环境中，打扫工作尤为重要。例如，在水网地区，由于气温较低，水寒刺骨，许多人没有下水去摸索战利品，结果却让敌人有机会悄悄回收这些遗留的物资。再比如，在芦家滩战场，距离我们已经清扫过的地方仅200米，敌人便成功捞回了8挺机枪；而在小马庄，敌人将两挺机枪埋入土中，甚至做成了土堆的“坟墓”，我们根本未曾注意到，直到敌人再次进行扫荡时，这两挺机枪才被取走。还有一次，一名营长在战地大便时，踩到了一处新挖的泥土，却未加以重视，结果第二天发现这块土下面埋着五六箱弹药，这些也未被及时缴获。如果战后打扫工作做得更加细致，缴获的机枪数量至少可以增加到原来的五倍，而这些被遗漏的弹药，按每箱千发计算，至少能再增加两倍的弹药数量。
通过车桥战役的战场打扫，我们不难看出，细节决定战果的成败。虽然车桥战役有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，但对其中的不足之处，我们依然要深刻总结并汲取教训。只有正视这些问题，才能对这场战役有一个更加全面、客观的认知，确保未来在类似的战斗中，能够更加完善、精细地处理每一个细节。
（参考文献：《新四军战史》《车桥战役纪念文集》）
发布于：天津市十大配资平台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